阳痿一病,《内经》称之为“阴痿”“阴器不用”“宗筋弛纵”，并认识到虚衰和邪热均可引起本病。《素问·痿论》指出:“思想无穷，所愿不得;意淫于外，入房太甚。宗筋弛纵，发为筋痿，及为白淫。筋痿者，生于肝使内也。”这里所讲的宗筋弛纵而致的筋痿即阳痿，认为它可由“思想无穷”的心理原因或房劳造成。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中说“肝脉急甚者为恶言……微大为肝痹阴缩”，又言“肾脉急甚者为骨癫疾……大甚为阴痿”，旨在阐明男性阴缩阳痿与肝肾二脏关系甚密。
晋唐诸家多从劳伤、肾虚立论，其治多用菟丝、蛇床、苁蓉、续断、巴戟等温肾壮阳、填精补髓之品。后至唐代《外台秘要·虚劳阴痿候》谈到肾开窍于阴，肾虚致阳痿的情况时说病源于肾,“肾开窍于阴，若劳伤于肾，肾虚不能荣于阴气，故痿弱也”。
明代医家盛寅宗金元李东垣“火与元气不两立，一胜则一负”(《脾胃论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)之说，认为“邪火内炽，阳事反痿;苦寒泻之，阳事勃然，火与真阳势不两立如此”(《医经秘旨·治病必求其本》)。张介宾缘《内经》之旨，在《景岳全书·杂证谟·阳痿》中总结说:“凡思虑焦劳，忧郁太过者，多致阳痿。盖阳明总宗筋之会……若以忧思太过，抑损心脾，则病及阳明冲脉…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。”
王纶《明医杂著·续医论》指出阳痿不起，古方多云命门火衰，精气虚冷固有之矣。然亦有郁而致痿者。“少年阳痿，有因于失志者，但宜舒郁，不宜补阳。经曰:肾为作强之官，技巧出焉;藏精与志者也。夫志从土、从心，主决定，心主思维，此作强之验也。苟志意不遂，则阳气不舒。阳气者，即真火也。譬诸极盛之火，置于密器之中，闭闷其气，不得发越，则立死而寒矣。此非真火衰也，乃闷郁之故也。宣其抑郁，通其志神、当归、白芍、白术、人参、升麻、柴胡。
缪希雍则认为中青年阳痿多起于志意不遂，阳气不舒，宣其抑郁，则阳气立舒，其痿立起，若过投补火之剂，多致痈疽等，此说也颇有参考价值。景岳于阳痿之治，阐发湿热、惊恐致痿，讥景岳执泥温补者，显然失之于偏激也。叶天士于阳痿之治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。识见精到，洞悉本源，证诸临床，确有良效。
遗精,《内经》称之为“精时自下”,《灵枢·本神》指出凡内伤情志，思虑过度，恐惧怵惕，均可能扰动心神，损伤精气，产生“骨酸痿厥，精时自下”的症状。《内经》又认为肾受五脏六腑之津液，和合而产生精髓，若因脏腑阴阳不和(主要是阳强不能固密，阴虚不能内守)便能导致精气不相统摄，产生精髓下泄，腰痛胫酸诸症。此外，《灵枢·淫邪发梦》篇又说“厥气客于阴器，则梦接内”，认为是脏气不足，邪气内逆所致，这是对“梦交”证的最早叙述。
《金匮要略·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》:“夫失精家，少腹弦急，阴头寒，目眩，发落……脉得诸芤动微紧，男子失精，女子梦交……”;“阴寒精自出，酸削不能行，男子脉浮弱而涩，为无子，精气清冷”、“梦失精，四肢酸痛，手足烦热，咽干口燥”等，对遗精的临床表现做了更详细的描述。在脉法方面，提出“热极虚芤迟”“男子脉浮弱而涩……精气清冷”等。在治法方面，创桂枝龙骨牡蛎汤，调和阴阳，潜镇摄纳，治疗遗精，为后世对本证的治疗初立楷模。晋唐论治，多本虚劳。《诸病源候论》悉主肾虚，治以温摄。《千金方》间出养营清心之方，但仍以温摄为主。跳出虚劳窠臼，似首见于《苏沈良方》。沈括已对“古方书言梦泄皆云肾虚”提出异议，认为本病心肾虚损不摄的重证究属少数，大多却是心虚有所感而梦遗。
《普济本事方·卷三·膀胱疝气小肠精漏》:“梦遗有数种，下元虚，精不禁者，宜服茴香丸;年壮气盛，久节淫欲，经络壅滞者，宜服清心丸;有情欲中，经所谓所愿不得，名曰白淫，宜良方茯苓散。正如瓶中煎汤，气盛盈溢者，如瓶汤沸而溢也;欲动心邪者，如瓶中倾侧而出;虚惫不禁者，如瓶中有罅而漏，不可一用药也。分梦遗为下元虚惫、经络壅滞、欲动心邪等数种。分立补肾、清心、利湿诸法。”
严用和《济生方·白浊赤浊遗精论治》更明确了本病病机中“心肾不交”占绝大多数，他认为七情嗜欲，起居不常能引起“心火炎上而不息，肾水散漫而无归，上下不得交养”，所以，遗精白浊之证皆“心肾不交，关键不牢所致”。在治法上主张“肾病者当禁固之，心病者当安宁之”为原则，至于少壮之人，所愿不得，意淫于外，肾气郁滞而有是证者，则“不宜秘固，秘固则愈甚”，当导气使通，令肾中郁热泄利而愈，这些对后世临床均具指导意义。
朱丹溪倡“相火”之论。《丹溪心法·梦遗》除了明确“因梦交而出精者谓之梦遗，不因梦交而自泄精者，谓之精滑”之说，用有梦与否，对遗精病二种基本证型下了定义外，又断定“皆相火所动”而致。《格致余论·阳有余阴不足论》更对相火病机作了阐述。他说:“主闭藏者，肾也;司疏泄者，肝也。二脏皆有相火，而其系上属于心。
心，君火也，为物欲所感则易动，心火动则相火亦动，动则精自走，相火翕然而起，虽不交合亦暗流而疏泄矣。”自此，在本证病机中除了心火肾虚之外，又引进了一个肝经相火的概念。在心火、相火、肾虚等病机制论渐臻圆融之际，温热、痰火病因学说之发展，充实了“肾中郁滞”之论。明·方谷《医林绳墨·梦遗精滑》说:“梦遗精滑，湿热之乘。”认为肾主水，热则不流，浊滞之气蕴蓄而不发越，一遇君相火动，水挟热行，便成遗精。故“此证由于湿热相火者多”，王纶《明医杂著·梦遗精滑》更指出病因是“脾胃饮酒厚味、痰火湿热之人多有之”，乃脾脏浊气不输，导致肾水不宁。
《古今医鉴》《明医指掌》《张氏医通》均执此说，于是在治疗上又提出了补脾、化湿、升提等法，使本证的治疗更为详备。《景岳全书·杂证谟·遗精》说:“遗精之证有九:凡有所注恋而梦者，此精为神动也，其因在心;有欲事不遂而梦者，此精失其位也，其因在肾;有值劳倦即遗者，筋力不胜，肝脾之气弱也;有因心思索过度辄遗者，此中气有不足，心脾之虚陷也;有因湿热下流，或相火妄动而遗者，此脾肾之火不清也;有无故滑而不禁者，此下元亏虚，肺肾之不固也;有素禀不足，而精易滑者，此先天元气之单薄也;有久服冷利等剂，以致元阳失守而滑泄者，此误药之所致也;有壮年气盛，久节房欲而遗者，此满溢者也。凡此之类，是皆遗精之病。然心主神，肺主气，脾主湿，肝主疏泄，肾主藏，则凡此诸病五脏皆有所主，故治此者，亦当各求所因也。”治疗大法:“凡心火盛者，当清心降火;相火盛者，当壮水滋阴;气陷者当升举;滑泄者当因涩;湿热相乘者，当分利;虚寒冷利者，当温补下元;元阳不足，精气两虚者，当专培根本。”
王肯堂《证治准绳·遗精》在对五脏受伤病成精滑的病机逐一探讨之后，提出治法总则曰:“独肾泄，治其肾;由他脏而致肾之泄者，则两治之。在他脏自泄者治其本脏，必察其四属以求其治。”并简明地分析了五脏病遗的鉴别要领。至此，遗精之论治已近全面。
迨至明末，对本证病因、病位、病机演变的认识，已渐宏博。治疗方药亦蔚为大观。清代医家多宗“有梦为心病，无梦为肾病”。如《医学心悟·遗精》说梦而遗者，谓之梦遗;不梦而遗者，谓之精滑。大抵有梦者，由于相火之强，不梦者，由于心肾之虚。然今人体薄，火妄者十中之一，虚弱者十中之九。予因以二丸分主之，一曰清心丸，泻火止遗之法也;一曰十补丸，大补气血，俾气旺则能摄精也。”
《类证治裁·遗泄》说:“昔人谓梦而后泄者，相火之强为害;不梦自遗者，心肾之伤为多。且谓五脏有见症，宜兼治，终不知有梦治心，无梦治肾，为简要也。”又说:“乃详求所因，则有心阳暗炽，肾阴内烁者，宜凉心摄肾;有肾精素亏，相火易动者，宜厚味填精，介类潜阳，佐以养阴固摄;有龙相交炽，阴精走泄者，宜峻补真阴，承制相火;有用心过度，心不摄肾者，宜交心肾;有思虑积劳，郁损脾气者，宜舒养脾营;亦有脾虚下陷者，有肾虚不固者，有积想不遂者，宜安神固气，解郁疏肝;有精关久滑，不梦而泄者，宜固摄止脱;有房劳过度，下元虚惫，寐则阳陷而精遗不禁者，宜升固八脉之气;有壮年久旷，精满而泄者，宜清火安神;有阴虚不摄，湿热下注而遗者，宜泄热导湿;有因醇酒厚味，酿成脾胃湿热，留伏阴中，而为梦泄者，宜清痰火;有因经络热注，夜则脊心热而遗者……此其所因不同，为遗为泄亦异，皆当分别施治。大约阳虚者急补气，阴虚者急益精，阳强者急泻火而已。”
阳痿之治，张晓初先生主张调达脑腑，着眼于通利三焦以治阳痿，自出机抒。路志正先生，主以清补，但求平调;方药中先生之重毓阴以扶阳;刘选清先生之主张水火既济，异曲同工，皆主张着眼于阴阳平秘，而反对偏执于温阳一端。石春荣先生广泛运用虫类药治疗阳痿，既承前贤，又有发挥，足资师法。郑荪谋先生勿泥于火衰，重辨证而每着眼于肺、肝，空谷足音，实可启迪来者。于遗精之治，李克绍教授认为:固涩不足，求诸于通;升阳不愈，则治以潜阳，非医理湛深，学验俱富者，不能臻此化境。
冉雪峰先生之用桂枝乌头煎以起滑精重症;程门雪之用猪肚丸以治湿热遗精，皆为经验有得之谈。不育，精气清冷者，赵锡武先生治以天雄散加味，并补脾肾;陈文伯先生主张平补阴阳，生精赞育;谢海洲先生每治以祛瘀利湿。华良才先生倡精瘀之论，活血以通精，于提高男科疾病之疗效，实有裨益。颜德馨先生以血府通瘀汤治疗不射精;杨千潜以黄芪滑石汤治疗不射精，亦堪师法。
